东南配资 王虹法国工作环境曝光！巴黎郊外神仙研究所，凭什么吸引顶级数学家？
文|杨宙
编辑|张月
出品 | 新闻 谷雨工作室
今年7月，中国数学家王虹获得菲尔兹奖。她的另一重身份，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（IHÉS）成立以来第十四位数学常任教授，在她之前，已经有8位拿到了菲尔兹奖章。
这让人们对这所研究所感到好奇，一所规模很小、非常低调的研究机构，却在人类最艰深的知识领域中持续获得果实，它是怎么做到的？
7月底，我坐火车来到这里，和前任所长布尔吉尼翁先生（Jean-Pierre Bourguignon）交谈。他告诉我，这家机构对于那些聪明头脑们的确保持了极大的耐心，没有教学任务，没有论文指标，也允许一个人几年拿不出结果，甚至在中途转去一个毫不相干的领域。这听上去非常浪漫，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不如此，布尔吉尼翁告诉我，“如果不给他们自由，你就没有办法吸引他们。”
但是，当这样的自由只能给极少数人时，研究所又怎样在结果出现以前，判断应该把它给谁？布尔吉尼翁告诉我，在数学上，快不是唯一的尺度，相比起速度，他们更赞赏那些在一个难题上坚持、继续，不断战斗的人，这也是他们早早识别出王虹的原因，如同在这所研究所在战后筹办时就已确立的核心原则：“那些对人类知识与认知产生最深远影响的研究，往往源于纯粹的好奇心，而非对立竿见影之应用价值的追求。”
请勿擦除
布尔吉尼翁先生从办公室黑板的一角，拿起一块银色的小金属片给我看。
正面写着 NE PAS EFFACER——请勿擦除。翻过来，反面是 EFFACER——可以擦除。
他把牌子重新翻到“请勿擦除”的一面，向我示范它的用法。假如一整面黑板已经写满，而讨论还没有真正结束，就把这一面留在外面。那些字迹便会继续留在那里，等着这段思路下一次重新开始。
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每一块黑板旁，都放着这样一块牌子。
这个研究所的法文全称是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，通常简称IHÉS。这是一所专门从事数学和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机构，没有庞大的院系，常任教授的席位也很少。研究所成立至今，数学常任教授总共只有十四位，其中九位后来获得了菲尔兹奖。最新的一位，是中国数学家王虹。她从去年开始在这里担任常任教授，同时任职于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。
我此前与几位数学家交谈过，常听他们说起一些做了许多年、仍然没有结果的问题。一个人花了很长时间，也许只是更清楚地知道某条路走不通；一些当时看不出意义的想法，可能多年以后才重新彼此相连。大部分时候，这些工作并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给别人看。
王虹获奖以后，我注意到她任职的IHÉS。这里的常任教授没有规定的教学任务，也没有每年必须完成的论文数量。他们自己决定研究什么，和谁交谈，又在一个问题上停留多久。我对这种近乎乌托邦式的工作方式感到好奇，决定试着联系。
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ÉS的大门
研究所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列得非常齐整：所长、教授、科研行政、传播部门、图书馆，一直到厨师，都有具体的名字、电话和邮箱。我挑了一个看起来合适的邮件地址写过去，介绍完自己，问他们能否来拜访。我写下：想找一位熟悉这里、喜欢聊天的人谈谈。
负责联络的拉萨尔女士很快回复，直接问我想什么时候过来。
她并没有预先向我介绍布尔吉尼翁的身份。邮件里，她只在他的姓氏前加了一个法语里的“先生”：Monsieur。
事实上，布尔吉尼翁是一位法国微分几何学家，研究曲率、爱因斯坦度量，以及这些问题与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之间的联系。他做过法国数学会和欧洲数学会主席，1994年出任IHÉS所长，在这里工作了十九年；卸任以后，又担任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。如今，他是IHÉS的荣誉教授，这里依然为他保留着一间办公室。
七月底的一天，我从巴黎北站出发，换过地铁和郊区火车，将近两个小时后来到这所巴黎郊外的研究所。几栋建筑散落在树木之间，显得十分平实。我原本还在辨认方向，很快便发现，这里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辨认：楼与楼之间，不过是几步路的距离；再往前走就是一块光秃秃的停车场了。很难想象，在这样小的空间里，曾经聚集过如此多重要的数学家。
布尔吉尼翁先生穿着白衬衫，银白色的寸头，脸上有几道深而硬朗的纹路。我们坐下以后，他先起身打开窗户，告诉我，如果风太大，可以把窗关上。整个办公室因为那扇大窗显得格外通透。我们的对话从上午 11 点开始。阳光稍微好一点，玻璃上便会映出一层绿色。即使坐在里面，也一直能感觉到外面的树林。
谈话开始前，拉萨尔女士特意提醒过我：布尔吉尼翁只有一个小时。
“如果不给他们自由，你就没有办法吸引他们”
“所以在这里，真的有一种只需要思考、不需要工作的工作吗？”我问他。
布尔吉尼翁先纠正我：思考当然就是工作。
不过，这里的常任教授确实没有规定的教学任务，也没有每年必须完成的论文数量。接受这个职位，也意味着长期留在研究所的生活里：与来来往往的访问者见面、讨论，带博士生，写论文，或者组织一场会议。但没有一张清单规定他们必须做哪一件事，什么时候做。多数事情，都是自己发起的。
IHÉS目前只有六位常任教授，来自数学和理论物理。与他们相对的，是每年大约两百到两百五十位访问者。有人住一个星期，有人停留一个月、三个月或半年，也有人只为一场会议而来。
我后来在IHÉS官网的一篇文章里看到，今年与王虹一同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数学家邓煜，也曾三次来到这里。他与研究气体动理学、概率和统计物理等不同方向的学者交谈，这些讨论帮助他继续推进玻尔兹曼方程的研究，也把他带向了新的问题。玻尔兹曼方程，正是他这次获奖工作中的核心部分。
楼下摆着一块当下正在研究所里的人员表。每个人的照片和名字排在上面，有人来，有人走，名单一直在变。布尔吉尼翁说，等一会儿出去时，可以带我去看。常任教授，就是这张不断变化的名单里长期留下来的几个人。
“但研究所真的不会希望教授完成某个目标吗？”我又问。
布尔吉尼翁给出的例子，是一个数学家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。
一个人可能已经在某个方向上工作了许多年。他熟悉那里的问题、方法和同行，也知道怎样沿着已有的路继续做下去。可是有一天，他觉得自己在那里待得够久了，想转向一个几乎陌生的领域。
“他当然可以这样做。”布尔吉尼翁说。
到了新的领域，最初几年里，他很可能做不出多少东西。要重新认识那里的问题，学习另一套方法，慢慢理解别人怎样思考。新的路还没有出现，原来那条能够稳定带来成果的路，却已经留在身后。
研究所愿意陪他度过的，正是这样的几年。
这种想法也不是后来才有的。IHÉS建立以前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任院长奥本海默就参与过它的筹建，它也是战后欧洲最早参照普林斯顿模式建立的研究机构之一。
那所研究院相信：“那些对人类知识与认知产生最深远影响的研究，往往源于纯粹的好奇心，而非对立竿见影之应用价值的追求。”
到了布尔吉尼翁这里，这句话变成了一件很具体的事：一个数学家可以换掉自己熟悉的领域，也可以在几年里暂时拿不出结果。
布尔吉尼翁把这种自由称作IHÉS给研究者的一项“bonus”。这是一所很小的研究所，位置也有些偏僻，常任席位又只有几个。它能够给出的物质条件，也很难与一些美国大学相比。要怎样让真正出色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愿意来到这里？
“如果不给他们自由，”他说，“你就没有办法吸引他们。”
You may miss Wang Hong
可是，我随即想到，当这样的自由只能给极少数人时，研究所又怎样在结果出现以前，判断应该把它给谁？
布尔吉尼翁把这种选择称作一次“下注”。
IHÉS的数学常任教授中，有九位后来获得了菲尔兹奖。除了最早的一位，其他人在来到这里时，都还没有获奖。研究所不能等到荣誉出现以后，再请来一个已经得到证明的人。它必须更早地从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中识别出一个人。
“当你的机构这么小，要怎样与别处不同？”布尔吉尼翁说，“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去找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人。”
在他担任所长期间，两位由他参与聘请的数学家后来获得了菲尔兹奖。俄罗斯数学家马克西姆·孔采维奇当时在伯克利任教，美国大学能够提供的物质条件远胜于IHÉS。布尔吉尼翁不仅要识别到他，还要说服他和家人离开美国，来到法国。
也不是每一次都会成功。他曾邀请另一位后来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，对方拒绝了。他没有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。
“每一次，当你识别到一个想要吸引的人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：我们能不能让他来？”
我们当然要谈到王虹。
布尔吉尼翁第一次注意到王虹，是两年多以前。那时他担任一个数学奖项评委会的主席，又得知王虹可能来到IHÉS，便因为利益冲突退出了相关讨论。挂谷猜想还没有完全解决，但她此前几年的工作已经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。研究所开始考虑她，也是在最后的证明出现以前。
“不是last minute。”他说，“她很早以前就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。”
他们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巴黎市区一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校友的聚会上。王虹已经接受了IHÉS的聘任，两人又恰好都是那里的校友。布尔吉尼翁是1966级，王虹是2010级。
布尔吉尼翁没有给我讲两人之间某次特别的谈话。说起王虹，他更习惯用几个词：mastery（掌控），clarity（清晰），precision（准确）他说，听过王虹在研究所讲的一系列报告，她处理的问题技术上极其复杂，听众不时会追问某个很细的环节，她几乎总能立刻回答，而且回答得准确、清楚。布尔吉尼翁说，这让他确信，她对整个问题有非常深的理解，每一个细节都在她的掌握之中。
他说她humble（谦逊）、shy（羞涩）想了一下，觉得shy并不准确，最后用了reserved（内敛），但他说得最多的，还是perseverance（毅力）。
我问布尔吉尼翁，王虹和她在MIT读博时的导师拉里·古斯，是不是都有一种面对困难问题的勇气。
他说，古斯不只教给她方法，也一直鼓励她相信，只要做得足够久、足够努力，就有可能做出来。王虹早年也曾因为身边一些人比自己更快，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数学。后来，她慢慢找回了信心，觉得自己“maybe not so bad”。
“当然，她一直都很好。”布尔吉尼翁立即补充。
他认识一些快得惊人的数学家，孔采维奇就是其中之一。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，即使自己已经十分出色，也可能觉得，对方总是更早看见答案。
“你会想，我为什么还要和他们竞争？”他说，“他们好像每一次都会赢。”
但在数学上，快并不是唯一的方式。有人会在一个问题前停留很久，一条路走不通，再去寻找另一条。布尔吉尼翁一连用了几个动词：坚持，继续，不断战斗。正是这种perseverance，让王虹没有因为自己不如别人快，便过早地离开数学。
否则，一些同样聪明、只是没有那么快的人，很早便会觉得，这个领域不属于自己。
“You may miss Wang Hong.”布尔吉尼翁说。
“我不应该被卡住，那里其实有一个出口”
对布尔吉尼翁而言，与人见面和谈话一直是数学生活的一部分。他对门办公室的数学家孔采维奇有时会和他练法语；布尔吉尼翁自己也学过一点俄语，因为年轻时使用的许多数学教材来自苏联。王虹偶尔也会与他用法语交谈，口语被他评价为：“perfectly fine.”
此前，我问他，一个人究竟为什么会成为数学家？他向我讲起了人生中几个重要的故事。
在中学最后一年，他遇到一位数学极好，却根本不会教书的老师。他听不懂，却能感觉到数学里有什么东西，让这个人一讲起来便近乎疯魔，仿佛进入无人之境。于是他自己去找书，非要弄明白那究竟是什么。
1972年，他二十五岁，已经做了四年数学研究，处境却算不上顺利。最初，他想研究力学，尤其是流体的欧拉方程，巴黎的教授却告诉他，研究什么必须由导师决定。他不愿意接受，便转向了与力学最接近的微分几何。可在当时的法国，代数几何与数论才处在数学的中心；他所做的工作很少有人关心，有时甚至不被认为是真正的数学。
人生该何去何从呢？
在这一年的6月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了。美国数学家吉姆·西蒙斯在巴黎听了他的一次报告，第二天便向他发出邀请：9月，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作一年。
石溪位于纽约长岛，距离纽约市大约一百公里。那时，这所年轻的公立大学正在迅速扩张。西蒙斯主持数学系，希望在这里建起一个世界一流的数学中心；杨振宁也在同一时期创办了理论物理研究所。一批年轻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正在来到这里。
在那里，布尔吉尼翁第一次看到，一群和他年纪相近的数学家，也在研究微分几何和那些与他相近的问题。其中一个人，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朋友。
讲到这里，布尔吉尼翁停下来问我：“你应该知道他。”
“他叫丘成桐。”
丘成桐那年二十三岁，身上有一种“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”。两个人有一些共同的研究兴趣，几乎立刻开始一起工作，很快便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。
那时，丘成桐生活得很拮据，挣到的钱几乎都寄给了仍在香港生活的家人。他有时会到布尔吉尼翁家里吃法餐，也会陪他年幼的女儿玩。五十多年后，布尔吉尼翁的女儿已经五十六岁，成了一名医生；丘成桐直到现在还会问起她。
在石溪待了一个学年后，1973年夏天，布尔吉尼翁又去了斯坦福，在那里停留三个月。一天，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一位早已功成名就、深受敬仰的数学家，对方问他，愿不愿意一起吃顿午饭。
布尔吉尼翁的第一个念头是：他为什么会想找我？
那顿饭约在伯克利大学附近的一家中餐馆。对方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，只是想听听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正在做什么，对哪些问题感兴趣。后来布尔吉尼翁才知道，这位数学家也常常这样去找年轻人，问他们最近在想什么。
布尔吉尼翁已经在石溪遇见了一群研究相近问题的同龄人。但他在法国经历过的那些怀疑，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。他的工作在那里少有人关心。
那顿五十多年前的午饭，他记得很清楚。回去以后，他开始觉得：
“Maybe what I’m doing is not so stupid.”
邀请他吃饭的人，对于中国来说非常熟悉，他是数学家陈省身。
那时的陈省身，已经是最受敬仰的微分几何学家之一。他从芝加哥来到伯克利后，在那里聚集起一批研究几何的人：既邀请已经成名的数学家来访问，也不断把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带进讨论中。后来，他把一些重要会议的组织工作交给布尔吉尼翁接替，又邀请他第一次来到中国。也是因为如此，五十多年里，布尔吉尼翁先后四十多次访问中国。
“I owe him a lot —because of his curiosity.”
说话时，有一刻布尔吉尼翁曾转过身，指给我看他身后，一本印着陈省身头像的书。这本书摆在正中央，非常显眼。回去之后，我整理拍下的照片，把照片放大，才发现他的书架上不只那一本。陈省身的文集和著作，一小册一小册地，散落在其间。
数学的节律
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。布尔吉尼翁起身带我下楼。在我离开前，他带我在研究所里走了一圈。
首先看到的是研究所的会议中心。那座有着高高斜屋顶的小楼，原来是庄园主人的音乐室；研究所迁来后，它做过图书馆和研讨室，后来又建了报告厅。
门上拴着一条铁链。布尔吉尼翁拿钥匙开了锁，带我进去看里面那座可以容纳一百多人的报告厅。讲台后是一整面黑板，他告诉我，王虹不久前就在这里做过报告。报告厅里有一架钢琴，门外还有一架。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开会时，有时也会在这里演奏。布尔吉尼翁年轻时吹过一点单簧管，“吹得很差”。
报告厅外的墙上挂着一张旧照片。照片里，一群年轻人围着中间的老师，像是在上讨论课。
布尔吉尼翁指着照片说：“你看，中间这个人就是格罗滕迪克（编者注：1966年菲尔兹奖得主，现代代数几何的奠基者，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，1958年至1970年任IHÉS数学常任教授）。”
他又拍了拍身旁的红砖：“这些砖还是这些砖。”
再往外，乒乓球桌旁和门口都立着黑板。不是假期的时候，这里大概会坐着许多正在讨论的人。那天却很安静。
三十多年前，布尔吉尼翁接任所长时，研究所仍需要扩建和修缮，也需要为来访者解决最实际的生活问题。车站附近有一片为研究所修建的住宅，共有五十多套公寓。后来，原本持有这些住宅的公司被收购，研究所得到机会，将整片住宅买了下来。
从此，带着家人来到这里的研究者不必再自己寻找住处。从公寓走到研究所，也不过十分钟。
布尔吉尼翁刚接任时，政府拨款一度占研究所预算的一半以上。后来，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逐渐减少，研究所开始转向私人捐助。如今，政府拨款只占约四分之一；而法国政府给研究所的名义拨款，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增加，通货膨胀不断削弱这些钱真正能够支付的东西。为研究所寻找私人资金，也就成了历任所长无法避开的工作。
布尔吉尼翁把它称作一场“永久的战争”，因为很难向政府和捐助者解释，“We are not promising anything.”
但这正是研究所最想保护的部分，尽管外部世界日益艰难，但研究所想遵循另一种时间尺度。
以王虹解决的挂谷猜想为例，布尔吉尼翁把时间拉回到一百多年前。王虹所在的调和分析，从傅里叶的工作中生长出来，后来传到欧洲、美国、阿根廷。那些地方都曾经聚集起许多数学家，形成自己的学派，新的问题也一层层地生长出来。可是，当一批问题陆续被解决以后，留下来的往往是一些多年没有人能够突破的难题。研究的人渐渐少了，曾经繁盛的领域也慢了下来。
挂谷猜想就在那里停了许多年，直到王虹和合作者重新接过它，完成证明，也在这一路上发展出新的思想和方法。
数学或许有着自己的自然节律。IHÉS遴选常任教授时，标准只有一个词：excellence（卓越），被选中的人往往还很年轻，后面的工作还很长，研究所能够做的，是给他们时间。（来源：腾讯新闻）
◦ 封面图来自 IHÉS 为王虹拍摄的宣传短片，封面图及配图来自杨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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